刚刚，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出炉了，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获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在女性劳动力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评委会说，戈尔丁“推动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评奖委员会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劳动者的比例则有80%，但女性的收入较低，且不太可能达到职业阶梯的顶端。

　　评委会说：“戈尔丁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仍然存在的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首次全面阐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妇女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

　　戈尔丁将获得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

　　据诺贝尔官网，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严重受到低估，而且当她们工作时，收入也比男性低。克劳迪娅·戈尔丁收集了超过200年的数据，使她能够展示性别差异在收入和就业率方面随时间的变化方式以及原因。

　　戈尔丁研究表明，在美国过去200年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并没有呈上升趋势，而是形成了一条U型曲线。已婚妇女在劳动市场参与率随着19世纪初农业社会转营工业社会而下降，但随着20世纪初服务业的发展又开始上升。戈尔丁将这一模式解释为社会结构变化，及妇女在家庭责任的规范演变结果。

　　在20世纪期间，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现在明显高于男性。戈尔丁证明了避孕药的普及在加速这一革命性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

　　尽管在20世纪进行了现代化、经济增长，并且就业女性比例不断上升，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缩小。根据戈尔丁的说法，部分原因是教育决策会对职业机会产生一生的影响，而这些决策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做出的。如果年轻女性的期望是基于前几代人的经历形成的，比如她们的母亲在孩子长大之前不重返职场，那么发展将会很缓慢。

　　历史上，收入的性别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然而，戈尔丁已经表明，现在这种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同一职业的男女之间，并且主要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产生。

　　“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至关重要。感谢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和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了解，”经济科学奖评委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松表示。

　　泰勒搜了一下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一些观点，跟大家一起学习。

　　克劳迪娅·戈尔丁于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先后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67），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1969）和博士学位（1972）。曾先后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71~1973）、普林斯顿大学（1973~1979）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9~1990）。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戈尔丁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1999~2000）、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1991），先后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92）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6）。

　　戈尔丁主要从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大量的经济史数据来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特点是，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过去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她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戈尔丁2021年出版了新书——《职业与家庭:女性迈向平等的世纪历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她指出，传记集《美国知名女性传》（Notable American Women）记载的有孩子的女性不超过三成，女性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家庭或事业”。戈尔丁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追溯了1878年至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抉择家庭和工作问题上的变化史。她认为，如今男女工资差距并非出于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即同工不同酬），也非源于女性职位的选择偏差（即使女性的职业分布与男性相同，最多也只会消除三分之一的工资差），而是因为:出于家庭利益考虑后的自主选择，女性缩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克劳迪娅·戈尔丁曾表示，平等，通常是指男女在同一工作或类似岗位中的收入平等。令人失望的是，据估计，照当下的社会发展速度，这种类型的平等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平等，而不能把现实情视为既定存在而坐视不理。性别收入差距，绝不仅仅是职场收入上的差异。

　　不平等存在于事业和家庭两方面。这就如同硬币的两面。如果家庭内部的平等得以实现，工作中的性别收入平等就更有机会达成。因为照料孩子需要时间，事业工作也需要时间。如果女性更多地操心孩子、家务和老人，那么发展事业的时间就会减少。女性通常在生育后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岗位，以适应照料孩子的需要。但一般越是对投入时间要求少、且上下班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其对员工的要求也越低，人们赚得也更少。

　　照料家庭方面的不平等，根植于历史结构、家庭规范和个人偏好。即便夫妻之间想要将照料家庭的责任对半分配，也很难真正达成。原因就在“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现象的存在。

　　克劳迪娅·戈尔丁称，“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对之对应的，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这就是所谓 “贪婪的工作”。

　　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在家待命的一方，就需要重新选择具有更大灵活性且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工种相比，也会更低。

　　也就是说，工资远不只取决于工作时长，还要考虑工作时间的类型等更复杂的情况。对于一些工作来说，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收益，和加班是不一样的。后者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和前者相比也可以为职场晋升带来更多的机会。现在拼命工作，以后就能获得更大的回报。比如说，成为合伙人，获得终身教职，第一次职场晋升等。

　　那么，为什么意识到“贪婪的工作”的存在，对性别平等很重要呢？这就在于，如果一对夫妇有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就需要有一位在家待命的家长，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女性会选择牺牲事业，选择时间更灵活的岗位，来照顾家庭。而这些工作往往报酬更低。

　　因此，性别不平等的另一面，其实是家庭不平等。为什么双职工家庭不能平等地分享养育子女的乐趣和责任？他们也可以这么做，但就相当于了放弃现成的收入——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责任对半分的夫妇可能会更幸福，但也会更贫穷。

　　要摆脱这些不平等，就要提高工作场所和时间的灵活性，以及降低儿童保育的成本。第一点可能会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变化同步实现，而第二点目前正在累计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多种方式让男性参与进来。